《晋书》一百三十卷，包括帝纪十卷，志二十卷，列传七十卷，载记三十卷，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，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，并用“载记”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。
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，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，而在唐太宗以前，有关晋代的史料，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。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。撰写一部系统、完整、旨趣较高的晋史，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。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、褚遂良、许敬宗担任监修，组织编写《晋书》。众人撰写《晋书》，从受命到成书，仅历时两三年。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，一是《晋书》由于有政府作后盾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，这些条件，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。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。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，成书自然较为容易。
《晋书》在取材方面，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，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，《搜神录》、《幽明录》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，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。另外，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。《晋书》的执笔人，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，撰史过程中，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。因此，后人批评它“竞为绮艳，不求笃实”。这也是《晋书》的缺点之一。
房玄龄(579—648年)，名乔，齐州临淄(今山东淄博东)人。唐初著名政治家。太宗贞观年间十八学士之一，任宰相，为唐初“贞观之治”局面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。
玄龄自幼聪敏好学，博览经史，善写文章，年18本州举进士，授羽骑尉。他不仅博学多才，且自幼便具有敏感的政治嗅觉，早在隋王朝尚在兴旺时期，就预见到隋灭亡的命运。
炀帝大业十三年(617年)，李渊在太原起兵，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，这时正任隋隰城(今山西汾阳)尉的房玄龄，毅然脱离隋王朝，“杖策谒于军门”，(《旧唐书》本传，下引同)，投奔了李世民。李世民一见到他，就像见到老相识一样，立即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，并以他为谋主。“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，罄竭心力，知无不为。”一心一意辅佐李世民。每次战役胜利以后，将领们都争抢珍玩宝物，唯独房玄龄只考虑怎样为秦府收揽文武人才。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，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，而留在李世民幕中，最后成为股肱之臣的。此外，他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和亡隋的图籍文书，以备将来治国之用，这些都表现出房玄龄过人的谋略与远见。
炀帝大业十四年(618年)五月，李渊在长安称帝，封李世民为秦王，房玄龄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(掌管文书的官)，封临淄侯。随着国家的逐渐安定，最高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激烈起来，主要表现为皇位之争。身为李渊次子的李世民因战功显赫，加号“天策上将”，位于一切王公之上，这使太子李建成对李世民产生了极大的疑忌，认为李世民会威胁他的地位，便与齐王李元吉(世民四弟)联合，企图置李世民于死地。这样太子与秦王的直接冲突便不可避免了。
房玄龄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重要谋士的角色。当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激化后，房玄龄立即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商量此事，建议李世民“遵周公之事，外宁华夏，内安宗社”，意即让李世民效法周公锄掉管、蔡来除掉李建成及其同党，这样才可外安华夏，内保唐王室的统治。这个想法与长孙无忌乃至李世民本人都一拍即合。房、长孙和杜如晦等成为推动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重要人物。
太子李建成意识到房玄龄、杜如晦等是李世民的主要谋士，便在李渊面前竭力诽谤房、杜二人，将二人逐出秦府，企图孤立李世民。至此，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，命长孙无忌与秦府名将尉迟敬德密召房玄龄、杜如晦回秦府，共商计策。626年6月4日，李世民率领秦府兵将在玄武门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，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“玄武门之变”。
“玄武门之变”后不久，李渊便自动退位，让位给李世民，改元贞观，是为唐太宗。贞观三年(629年)，房玄龄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行宰相之职。此后近20年，房玄龄一直连任相职。20年间，兢兢业业，不敢丝毫懈怠，他与另一个宰相杜如晦同心协力，共掌朝政。房玄龄善于谋划，杜如晦善于决断，两人互相配合，同为良相，时人有“房谋杜断”之赞。
高祖武德年间，政府机构与官员的设置基本上是沿袭隋制，官僚队伍十分庞大，人浮于事，办事效率不高，并且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。贞观元年(627年)，太宗命房玄龄并省官员。并省的结果，中央文武官员由2千多人减为643人，做到“任官惟贤”、“量才授职”。此外，房玄龄还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，“闻人有善，若已有之”。他用人不拘一格，从不求全责备，且不以出身贵贱为限，这一用人政策在当时是比较可取的，史称“贞观之盛，群材蚁附”，这自然与当时掌管用人大权的房玄龄任人唯贤有关。
高祖年间的法律，也是沿袭隋律。隋律在定罪量刑方面，尽管比前代有所缓和，但仍然很重。特别是隋炀帝统治时期，生杀任情，滥施刑罚。因此，唐太宗和房玄龄等都认为法律应该从宽。根据从宽的精神，房玄龄等定《唐律》500条，立刑名20等。与隋律比较，减去大辟(死刑)92条，减流刑为徒刑者71条，其余删繁就简，改重为轻者也很多。
房玄龄身在唐太宗左右，对唐太宗的错误敢于当面提出意见，做到知无不言，尽心竭力。自太宗贞观十六年(642年)开始，到太宗贞观二十二年(648年)，唐太宗对高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，已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负担，但他仍打算再次出征。这时重病缠身的房玄龄，书写谏表，上呈太宗。他对儿子们说：“当今天下安静，各得其所。唯东讨高丽，将要成为国家大患。吾知而不言，会衔恨入土，死不瞑目的”。此表写的十分诚挚恳切，使太宗十分感动，叹息到：“此人危惙如此，尚能忧我国家”。
房玄龄对“贞观之治”还有一项较大贡献就是主持了对经籍图书的搜集整理，主持了《晋书》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。还主持了唐朝国史的编纂。
房玄龄忠心耿耿，受到当时君臣上下的一致推重。唐太宗对他的评价是：“才兼藻翰，思入机神，当官励节，奉上忘身”。与魏征同时号为谏臣的王珪，曾在唐太宗面前将自己与房玄龄比较，认为“孜孜为国，知无不为，臣不如玄龄”。这是对房玄龄做为政治家生涯的恰当评价。房玄龄墓今存，在今陕西礼泉县。
